王伯群故居：悠悠岁月里的如烟往事 |吴尚志|大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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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照恩先生第一次去护国路“王校长私邸”，是在一九四三年暑期。那是大夏大学由沪迁黔的第六个年头，大夏大学附属中学全体教职工受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之邀，前赴家宴。时任大夏附中部主任的吴照恩自然在列。

四十年后的一九八三年元月十八日，吴照恩收到王校长夫人保志宁女士寄自美国的委托书，委托书写道：“兹委托先父伯群同乡，原大夏大学校友，现为退休教师吴照恩先生为本人主权代表人，如有联系事宜，请径通知吴本人。”随委托书一道寄达的，还有一份保志宁女士写给贵州省委统战部的“申请书”，请求政府按政策归还王伯群在贵阳护国路原门牌号135号自建住房。

这一年，吴照恩成为王校长夫人保志宁女士的在黔代理人，代向政府申请发还“王校长私邸”。两年半后的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省政府正式发还房产。

“此为贵州省政府发还华侨房产第一家。”在一篇写于一九九一年二月的备忘录中，吴照恩先生如是写道。一九九九年元月十四日，保志宁女士在纽约长岛家中逝世；同年年底，“王校长私邸”成为我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王伯群故居”（“贵阳王伯群旧居”）。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编《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书封。

王伯群先生的同乡门生

今年九月十日教师节，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通过微博微信，公开寻找学校前身——大夏大学的创办者、主持者之一王伯群校长的后人，并邀请出席十月校庆时《王伯群与大夏大学》的新书首发式。

不久，王伯群校长的贵州家乡人、大夏大学贵阳附中校长吴照恩之子吴尚志还主动捐赠老照片等。并带着珍贵的图文资料，赶赴上海参加新书首发式。

吴照恩先生之子吴尚志近影。郑文丰摄

“王伯群先生是先父的老师，我的太老师。”吴尚志先生说。12月2日，他在乌当的家中接待了来访的本报记者。吴家客厅四周悬挂书画，最为醒目的是杨德政先生撰、何龙昌先生书的一则横幅，书曰：“斩荆种瓜又种豆，正乱离时候。为孺子当牛，卌载（即“四十载”——编者注）如斯，奋蹄仍依旧。春来冬去耕耘久，蕴出重重秀。喜黍稷盈畴蔽野华，实换取清风袖。”题款为“大夏中学、伯群中学校友会赠”。

吴尚志先生介绍说，此横幅写于一九八五年中秋，纪念先父七十五岁寿辰，撰文者杨德政先生大夏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任贵州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党组书记，何龙昌先生则系本土著名书法家。“这一年，先父有二喜：一喜是，在黔的部分大夏校友（包括大学部、中学部）发起成立大夏贵州校友会，大夏校友们重拾‘教育梦’，办起了云岩区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父亲得以重返讲坛；二喜是，父亲代保志宁女士领回王伯群先生在筑所属房产。”吴尚志说，尤其是后者，是父亲晚年最为高兴的一件事，以为可以报答王校长生前的知遇之恩了。

一九四零年夏，吴照恩先生刚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毕业，即被通知前往校长办公室，说校长有事交代。受校长邀见，于吴先生而言是生平第一次。按照他的话说，这是他首次与孩童时代便知道的传奇人物接触，“伯群校长的家庭，是我们兴义的望族，门庭显赫。我在孩提时代，就听长辈们谈过他和他的胞弟王电轮将军护国护法的事迹。”

从校长室出来，普通人家放牛娃出身的吴照恩得到了一个职务：大夏大学附属中学训导主任。直到去世，吴先生都不知道校长为何一开始就委以他行政管理的重任，成为一生的谜。“这是先父一生的谜。他曾猜测，可能是王校长看过他的履历，知道他曾在平刚先生创办的乐群学校工作过，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工作业绩。”吴尚志说。值得一提的是，平刚与王伯群同为同盟会元老，同样崇奉“教育救国”理念。平刚创办的乐群学校，是贵阳创立最早的私立学校，学校分小学部和中学部。吴照恩于一九三四年出任乐群小学校长一职，并在短时间内将乐群打造成与正谊、达德、志道等名校并列的政府甲级补助学校，深受平刚先生认可。

到大夏后，吴照恩先任训导主任，继任教务主任，最后任附中部主任，期间与王校长接触的机会也多起来。在一篇《在伯群校长身边的岁月》的未刊稿中，吴先生还记叙了“王校长为了解决附中部永久校址的问题，约我一起骑马（校长喂有两匹马）寻找校址”的事。

一九四四年八月，王伯群校长胃病突发、吐血数次，吴照恩陪同前往湘雅医学院看病，由医学院张孝骞院长亲自检查。“张院长私下告知我说：‘校长十二指肠溃疡，已较严重，你们要劝他多休息少操劳。否则前景堪忧。’”不久“黔南事变”，贵州省政府下令疏散，大夏大学大学部决定迁往赤水，搬迁费用不菲，王校长则计划前往重庆筹款。

吴照恩得知后，婉言劝阻王校长此行，说紧急时可暂避花溪乡下，或者回兴义，“他听完后没说话，似乎在考虑。”次日再见，说还是决定去重庆，理由是经费匮乏，学校到赤水后连教师的工资都成问题，“我不去筹怎么行呢？”

临走前，吴照恩前去送行。后来，他记下了这一刻：“王校长正在指挥人搬东西，没同我多谈。最后走到衣架边取下一件呢大衣，让我拿去穿，怎么推让都不行。我接过大衣，木呆呆地站着，一直看着他上车。那是一部旧车，车子开动了，他回头看了看我，没有说话。”

一周后，吴照恩知道了王校长在重庆逝世的消息。

保志宁女士在黔代理人

王伯群校长去世后，吴照恩与王家的联系就此中断，直到一九八一年初。当时，任职于重庆供电局的吴尚志，在《重庆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王伯群墓前翠竹缭绕，祭扫勿忘告海外亲人”。“我当即与报社联系，了解相关情况。报社提供了何应相女士（何应钦胞妹）的住址。”吴尚志当即前往拜访，得知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在美国纽约定居，但具体住址不详。

数月后，吴尚志接到何女士通知，“说王伯群夫人正在重庆，让我前去会见。”第一次和太师母见面，吴尚志迄今记忆犹新：“太师母问了很多人和事，但我都不知道。特别是贵阳护国路房产的情况，我更是弄不清楚。临行前，夫人留下自己在纽约长岛的地址，请我父亲给她写信。”

“这是解放以后卅多年来，我们首次与王家重获联系。”吴尚志感慨地说。

在通信中，保志宁女士委托吴照恩先生打听王伯群先生在贵阳护国路和正谊路房产的事情。“父亲在贵阳有关部门咨询，了解到华侨在国内的房产受保护的政策；又得知王府的房产解放后属于代管，可以申请发还。父亲随即写信告知。一九八三年元月，父亲收到王夫人的委托书，正式委托他作为主权代理人，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发还在筑房产。”吴尚志回忆说。

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与吴照恩先生交谈。吴尚志先生提供

接到申请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行动。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取证，核实王伯群先生房产无疑。“最后，经大夏校友冯济泉先生引见，父亲得以亲自向王朝文省长汇报有关情况，面呈委托代理人的代申请书，获得王省长批示。”吴尚志接着说，省公房管理处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下文，将王伯群先生护国路及正谊路房产发还王伯群夫人，公文号为省政府办公厅（85）黔府办函86号。

吴照恩先生收到文件后，即将复印件寄呈保志宁女士。当年七月二十八日，保志宁女士携与其弟保祥宁先生同返贵阳，吴尚志和大夏校友及黔西南州乡亲前往接机。“夫人下榻在云岩宾馆，稍事休息后即提出要去看故居。”吴尚志说他那时特别能理解一位老人，在阔别故居四十年后，想立即看一看的心情。

王夫人走后，吴照恩先生持政府文件到贵阳市房管局，市房管局办公室以（85）市房管字第171号通知下达产权监理处，换发了私房产权证；最后根据产权监理处的通知到土地局办理了土地使用证。

至此，王伯群故居产权收回全部落实。

王伯群故居经过两次维修

产权收回之日起五年多的时间，吴照恩先生在政府的支持下，解决王伯群故居内占用户善后事宜。一九九零年三月，故居完全腾空后，于当月二十六日开始维修工作。

吴照恩先生担任王伯群故居主体建筑圆顶房的监工，期间，他记有完整的《监修圆顶房工作日记》。

据吴尚志先生回忆，圆顶房前后经过两次维修。“第一次维修，恢复了故居的整体结构，没能兼及具体的细部。王伯群先生的女儿王德龄女士有一批故居的老照片，便自己出资对故居进行了第二轮维修。”

让吴尚志先生遗憾的是，故居修缮完毕后，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没有机会回来一看，她一九九九元月十四日在纽约长岛家中逝世。“我和父亲飞赴美国吊唁。王夫人的墓在一处草地上，墓前种有五棵树，代表她一生养育的一子四女。”

历史回望

王伯群故居一度为大夏大学“会议厅”

我省文史专家王尧礼先生在《鲜为人知的王伯群》一文中写道：“如果没有王伯群故居，护国路就不会叫护国路。”原因无他，现故居所在地原是兴义王伯群、王文华俩兄弟的公馆，王伯群公馆为西式建筑圆顶房（现存），王文华公馆为一四合院（一九九五年新建都司路东段拆除）。王氏兄弟参加了护国战争，且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护国运动胜利后，为纪念参与护国的仁人志士，这条路改名为护国路。

一九三七年年底，私立大夏大学由沪入黔。王伯群先生在护国路的私邸，成为大夏大学重要的“会议厅”、“会客厅”，和学校相关的诸多重大决策在此讨论和作出。

依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夏大学编年事略》，记者作了进一步的梳理。

“财务报告”是重头环节

入黔后，大夏大学时常举行的重大例会有二：一是“校务会议”，一是“校务行政委员会会议”。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前者相当于后者的扩大会议，参加“校务行政委员会会议”的是学校的核心层，即大学正、副校长，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六人。此两会的诸多会议，是在“大井坎二十六号王校长私邸”举行，即现王伯群故居所在地。

两会所讨论的内容则大概一致，如听取各处报告、商议校务、审核行政等。其中最重头的环节是“财务报告”。

“大夏大学的性质是私立学校，支撑其运营的主要是民间私人资本。大夏由资本发达的上海迁到落后的黔地后，早已经费支绌难以为继。自然视经济为核心。”贵州理工学院历史系教师谢晓博在《迁黔大夏大学研究》一文中如此论断。

“私立”改“国立”

因为运营经费紧张，大夏大学最早于1939年1月向教育部申请改国立一事。当年的2月16日，王伯群由渝返校后即在私邸召开“校务会议第九次会议”，并首先报告了“在渝携殴副校长（即欧元怀副校长——编者注）向教部接洽本校改为国立，及教部关切本校情况经过。”这是私立大夏改“国立”最早的会议记录。

此后，大夏数次提请改“国立”。教育部要么答复“暂缓”，要么答复改“大夏大学”为“国立贵阳大学”（1939年4月19日），或改为“国立贵州大学”（1942年2月10日）。因涉改校名，遭大夏师生拒绝。

花溪永久校舍

1939年8月29日，在王伯群公馆举行的“校务行政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最早提到“花溪校舍事”，并在会上决议将新校址定于花溪。

据吴照恩先生记载：“王校长告诉我，讲武堂校舍是贵州省政府暂拨给大夏大学使用的，早晚政府要收回。大学部我已安排在花溪建永久校舍，附中部留在市内，学生来源才不成问题。”对办学而言，解决永久校舍问题才能为学校生存发展张本。

1940年6月9日，大夏花溪新校舍举行破土典礼；到1941年5月6日举行的“第32次校务会议”上，便提到花溪新校舍第一期建筑工程行将完竣之事。同年6月2日，大夏在花溪举行第二期建筑工程奠基典礼。第二期工程有建筑物三座，由戴蕴珊、刘玩泉等九位地方士绅捐建。

1944年黔南事变，大夏大学未来得及搬入花溪永久校址，便迁赤水办学，后返上海复员。

大夏花溪校址规模两千亩，横跨五座山，在今花溪朝阳村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