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垃圾分类“逼疯”了上海(楼盘)人。事实上,随着另外45个重点城市陆续出台政策,垃圾分类将从“上海卷”扩展到“全国卷”。
不禁会问,分类工作由点到面,为什么从这些城市下手?到2020年底,如果不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将会怎样?要解答这些问题,可以从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下称《防治年报》)中寻找答案。
从2014年到2018年,《防治年报》已连续发布了5年,记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从2013年到2017年固体废物的情况(城市生活垃圾是四类固体废物之一)。在梳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城市越发达越光鲜,垃圾也越多。
01
填埋与焚烧
我们为什么急着垃圾分类?
《防治年报》展现了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增的过程。
注:《防治年报》中每年向社会发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大、中城市数量并不完全一致。2013年263个;2014年244个;2015年246个;2016年214个;2017年202个。制图:城市进化论
就全国而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究竟产生了多少垃圾,并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不过,从《防治年报》来看,五年时间,公布数据的城市数量在减少,但公布出来的垃圾产生量增加了25%。
“每人每天产生约1KG的生活垃圾,一个城市每天产生万吨级的垃圾”,当垃圾被扔进垃圾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垃圾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以为从此与这些废弃之物再无瓜葛。
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所有人:并非如此。
填埋和焚烧,是全世界处理垃圾的主流方式。
每个城市边缘,都有一个叫做“垃圾填埋场”的地方,或者有很多个。自2008年,摄影师王久良花了3年时间绕着北京(楼盘)五、六环走了一圈,锁定了400多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填埋场,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圆点,把北京团团围住。
“垃圾围城”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也不是北京才面临的现实难题。国家住建部此前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600多座城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过80亿吨。
因为成本低、又能大量消纳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的方式在国内被广泛应用。
然而,无论是日处理生活垃圾约9000吨左右的广州(楼盘)兴丰垃圾填埋场,还是日处理能力10000吨级的西安(楼盘)江村沟生活垃圾填埋场,今明两年都将达到填满封场的饱和状态。同样来自住建部的数据: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焚烧被认为是解决“垃圾围城”的一道曙光。“完全符合排放标准的干干净净的焚烧,在垃圾安全和减量化方面是最彻底的。”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垃圾焚烧是解决垃圾围城的骨干力量”。
但就各地情况而言,“干干净净”很难普遍做到,垃圾焚烧和中国其他环保领域一样,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譬如焚烧厂的渗滤液处理占比很高,湿垃圾不但影响发电效率也给尾气处理带来压力;譬如垃圾含有某些金属,焚烧具有很高的毒性,产生二次环境危害;譬如应该进入碳的生态循环的湿垃圾也被一把火烧掉,土地不停地向人类供应碳产品,而碳却并不能循环回土里,而是变成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垃圾太多,无处可埋,也侵蚀着我们生存的空间;垃圾太杂,焚烧有害,也并不符合绿色循环的理念。
开辟新的填埋场,建造更大的焚烧炉,都不是城市突围垃圾困局的思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垃圾分类呼之欲出。
奔着“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而去,从保障城市安全的基本要求升级到更生态的方向,在源头分类、资源回收、垃圾减量之后,再进行焚烧或填埋——是这次遍及全国的“全民垃圾分类运动”希望勾勒的蓝图。
02
深圳与重庆
为什么垃圾与GDP一起增长?
前面说了,城市越发达越光鲜,垃圾也越多。
在梳理《防治年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十座城市里,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均在其列,剩下的名额也主要被副省级城市占据。
从2013年至2017年,北京、上海一直稳居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数一数二的位置。这五年,两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北京GDP增长了43.59%,垃圾产生量增加了34.26%;上海GDP增长了39.49%,垃圾产生量增加了22.21%。
2013-2017年生活垃圾生产量排名前十的城市 制图:城市进化论
以全国31个省(区、市)为观察范本,北京2017年的生活垃圾产量超过了25个省级行政单位——更具象来说,如果用载重5吨的大卡车来装这900万吨垃圾,两辆一排,可以从云南西双版纳排到哈尔滨(楼盘)。
进一步的,城叔进行了简单的数据处理,希望解答大城市垃圾产量更大的原因。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常住人口÷365天=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人均GDP÷365天=每人每天产生的GDP。将这两项数据对比发现:每人每天产生的GDP越多,产生的生活垃圾也越多。其中,深圳(楼盘)和重庆(楼盘)的表现最具代表性。
以2013年为例,每一天,每个深圳人能够产生374元的“价值”,属前十座城市的最高值,也能制造1.34千克的垃圾,也是最高值;每个重庆人虽然只产生117元的“价值”,是最低值,但也只制造0.42千克的垃圾,同样是最低值。无论是“价值”还是“垃圾”,相比深圳,重庆都只产生了约30%的体量。
从人均创造能力来看,城市的生活垃圾制造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度相关,越发达的城市垃圾压力自然也越大。
对此,薛涛分析,有两方面的因素叠加导致了这一现象。
一方面,越是发达的城市,垃圾制造量越多。“比如工作节奏紧张的一线城市,不但消费水平高,还越依赖快餐外卖。这全都是混合垃圾,社会发展节奏的变化,带来了大量的垃圾增量。”薛涛说。
另一方面,则是少有人注意的废品回收体系。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发达城市的居民更少参与拾荒匠等组成的废品回收体系,这样一来,被湿垃圾污染的垃圾混合影响了可回收物的清拣;而随着处理体量的增加,一些低价值的可回收物也被放弃,直接进入末端垃圾处理环节。薛涛解释,“垃圾中循环因素的减少,也带来了垃圾的增量。”
城市越来越发达,垃圾越来越多,分类越来越急迫。
梳理目前公布的信息,我们发现其实每座城市的分类标准不尽相同。
上海: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
北京: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可回收物
深圳:玻金塑纸、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废旧家具、废旧织物、年花年桔、果蔬垃圾、绿化垃圾、餐厨垃圾
成都: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但不管标准如何变,厨余垃圾/餐厨垃圾/湿垃圾都有了单独的垃圾桶。
在薛涛看来,从投放端就进行干湿分类,一来可以不让湿垃圾污染干垃圾,增加干垃圾的循环指数;二来对湿垃圾的额外处理,可以产生额外的生态价值——沼渣的循环利用,实现一部分碳归于土地的生态循环。
推动干、湿垃圾的分离,正是这波城市垃圾分类的重要价值之一。毕竟可回收的回收了,有害的无害化处理了,湿垃圾进入生态循环了,剩下的干垃圾,无论是焚烧还是填埋,带给城市的压力都小了许多。